保安，顾名思义应为保障一方平安。然而，5月5日，广州白云区京溪路上“御品”楼盘的建筑工人因讨要工钱，遭到二三十名保安的暴打。并放言，“打死一个工人给20万”，造成多人受伤。（2007年5月6日《南方都市报》）
　　
　　1日上午，北京绿海田园工地的28位民工为讨要生活费，遭到手持钢管木棒的保安殴打，4人受伤。（5月2日《京华时报》）
　　
　　此前，在某物业经理和保安部主任“往死里打！”号令下，十几名保安挥舞砍刀、菜刀、棍棒，冲向前来讨薪的民工，致使12名民工受伤。10名涉案人员前不久被乌鲁木齐市警方缉拿归案。（1月31日《中国青年报》）。
　　
　　上海市司法机关公开披露，保安犯罪呈持续攀升势头，包括夜总会保安砍人，超市保安打人，物业保安入室抢劫、强奸、杀人等。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检察院2006年1至8月的案件中，保安成为被告人、嫌疑人，已占总受案数的10％左右，其中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案件约占80％。“保安打人”，5月6日中午“百度一下”为514000篇，“保安犯罪”，则多达1930000篇。可见，保安犯罪已成全国性新的治安难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雇主就是“保安”的保护伞，是他们在给“黑保安”撑腰。其暴力犯罪，更多的是为了雇主的利益，这似乎很合乎雇佣逻辑关系。“保安”毕竟不是吃财政饭，由全体纳税人供养的公职人员。既然受雇于他人，食人傣禄，自当替人“看家护院”，出力效命。所以，以雇主的好恶为好恶，服从命令听指挥，实属正常。问题在于，保安用什么来维护雇主的利益？仅仅靠拳头，靠暴力？
　　
　　当然，我们可以将保安暴力犯罪看成是素质参差不齐所致。事实上，从1984年保安公司率先落地深圳，23年后，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保安从业人员已近400万，但经公安机关批准的只有110万，在北京市注册的保安公司里的从业人员约7.4万，而非注册的在13万左右。（2006年641期《新广播报》）如此庞大的保安队伍成分繁复，鱼龙混杂，根本无法保证其“纯洁性”。这其实仅仅是表象，其实质在于，保安正面临着由社会安全职业沦为雇主打手、帮凶的质变。以至于有些保安只知对雇主负责，为雇主卖命，不对法律、公平、正义负责，甚至不惜触犯刑律。
　　
　　对此，我们的社会组织触觉失灵，还缺乏应有的预警，甚至认为听命于雇主天经地义。更可怕的是，法制建设却相当滞后，尚缺乏对于保安队伍管理制约的权威制法规。尽管早在2000年，公安部就出台了《关于保安服务公司规范管理若干规定》，要求保安人员不得剥夺、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得搜查他人身体或者扣押他人合法证件、合法财产；不得辱骂、殴打他人，以及执勤巡逻时遇到不法行为时应采取何种行为等。由于只是行政规章，缺乏实际的法治约束力，对非法保安的地下生存，警方亦缺乏打击依据和手段，监管难免出现了漏洞和空档。
　　
　　据悉，国内首部保安监管法规——《保安服务业管理条例》已上报国务院审批，有望通过强化法制手段约束和遏制保安暴力犯罪现象（2006年12月27日《东方早报》）。但究竟能发挥多少效力，仍然有待实践观察。无论如何，靠法制手段防止保安队伍沦为雇主打手的质变是必由之路。应该肯定，保安作为服务行业，其发展趋势必须要走市场化道路，保安和雇主之间，仍然只能是雇佣关系。为此，公安机关除应依法加强从业资格审查，保证从业者的从业资格和守法理性，急待强化对保安人员的法治培训，普及法律常识，要让每一个从业人员都知道，保安在法律上没有任何超越普通公民的权利，更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执法权”，从而学会尊重人权，学会对公正和道义负责，珍惜生命，敬畏法律。
　　
　　我更认为，在保安暴力犯罪过程中，雇主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担当着主要责任。正因此，当务之急是还必须加强对雇主的监管。除了向雇主们传扬人权观念、法治理念，学会尊重他人，学会依法办事之外，理当通过立法，规范雇主与保安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雇主不得命令和教唆保安从事非法暴力行为，保安对雇主的非法指令有拒绝执行的权利。雇主不得因此随意解雇保安，而保安因此被除名后有获得经济补偿和司法救济的权利。相应的，当保安听命于雇主滥施暴力造成伤害行为时，除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还要追究主使者的连带责任，决不能让雇主逍遥法外。作者：刘效仁 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