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幸存劳工抗议日本最高法院对一起中国劳工案作出的终审败诉，有人建议郑州应建一座“劳工纪念馆”

　　劳工家人说：这官司，子子孙孙都要打下去本报帮忙收集有关劳工证据

　　时隔半个多世纪，当年在日本的创伤再次隐痛。昨天，１６名二战期间被掳往日本的河南劳工及其亲属聚会，对４月２７日日本最高法院对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强掳中国劳工案作出的败诉终审判决发表抗议声明。与此同时，有人呼吁在郑州建个劳工纪念馆。

　　河南商报 ■商报记者赖海芳

　　“这是最无理最野蛮的判决”

　　窗外，阳光灿烂。窗内，１６名当年的河南劳工及亲属围坐在郑州的一个会议室里，阴霾的情绪笼罩着他们。

　　“平时我都不愿意想，也不愿意说，一想就想掉泪。”８４岁的李松林原本语气镇定，但谈着谈着，仍是忍不住落泪。７６岁的张全有老人讲起当年经历，更是声泪俱下。

　　４月２７日，日本最高法院对西松建设公司强掳中国劳工并强迫其劳动的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二审中国籍原告胜诉的判决，并驳回了原告方的诉求。对此，河南省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发表了抗议声明。

　　过了半个多世纪，等到的却是败诉。“这是最无理，最野蛮的判决，是对４万余名中国被掳往日本的劳工及家属的再一次伤害。”抗议声明里写道。

　　这官司，子子孙孙都要打下去

　　昨天，河南金博大律师事务所的卢建勋、崔伟龙律师也赶到了现场，他们将为河南劳工们提供法律援助。

　　律师们介绍，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中国原告败诉的主要理由有三：一是根据日本宪法，有“国家无大责”的规定，即国家不承担战争责任。二是此事历史久远，已超过民事诉讼２０年内可起诉的规定。三是根据１９７２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崔伟龙说，这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根据国际惯例，日本方面犯的是反人类罪，是没有起诉时限的。另外，中日联合声明放弃的是国家间的战争赔偿，并不是国民赔偿，也就是说，由于战争对个人、企业等造成的损害，民间可以提出索赔要求。

　　在中国原告败诉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我们对日本最高法院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对这一条款任意进行解释表示强烈反对。日本最高法院就《中日联合声明》作出的解释是非法的、无效的。
　　“这个表态非常重要。这官司，子子孙孙都要打下去。”被誉为“劳工问题义务调查第一人”的张中杰说。张中杰来自新乡原阳县靳堂村，他的父亲也是当年中国劳工中的一员。

　　建议建一座“劳工纪念馆”

　　张中杰建议，在郑州或者原阳建个“劳工纪念馆”。

　　他说：“这些劳工们很需要人来关注、了解，当年那段经历给他们造成的伤害太严重了，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灵上的。

　　据了解，当年，被掳往日本的中国劳工约有４万名，在日本３５家企业的１３５个工地上从事危险的重体力劳动，６８３０名中国劳工冤死他乡。

　　河南劳工有４１４９名，目前存世的数字难以统计。昨日与会的共有４名，分别为张学仁、张全有、李松林、王世祥，年龄都在７０岁以上。

　　河南省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秘书长张福来说：“很多老人都联系不到，有些证据也没有完好地保存下来，这给打官司造成了一定难度。商报能不能帮忙联系一下？”

　　如果您或者您的亲人曾经是被掳往日本的劳工，请和本报记者联系，电话是１３９０３８１５５１０

　　被掳劳工苦难经历

　　８０００人被关到日本兵营

　　１９４４年，１９岁的李松林被国民党部队抓来当壮丁。当年，在与日本军队打仗时，李松林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全军覆没。８０００多人成了俘虏，被关到了洛阳西工日本兵营。

　　兵营里只有一口井，根本不够用。每天都有很多人拥向那口井喝水，日本人的刀刺了过来，鲜血把井水都染成了红色。

　　有时，日本兵还让两名俘虏对站，每人拿根棍，必须往对方头上打砸，不打的话就用刺刀挑死，最终，两个人都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每天都能死好几十个人，日本兵用绳子把死者的脚连着捆起来，拉到井边，往井里一推，便完成了“葬礼”。

　　在船上只能喝自己的尿

　　在兵营里待了三四个月，俘虏们已经忘记了时间，大约在８月份，俘虏们被赶着，从洛阳一路步行到新乡。

　　赶路时，俘虏们不敢奢望歇息。只要往地上一坐，日本兵的刺刀马上便挑了过来。

　　从新乡又坐上货车去石家庄，也就是闷罐车。这哪里叫坐车啊，站都没地儿站，如果不是个子小，挤也把李松林挤成肉饼。

　　石家庄的住处像集中营一样，俘虏们学了两首日本语歌。然后又从塘沽上船，前去日本。
　　海上的日子更是悲惨，只能吃已被捂成黑色的霉变棒子面窝窝头。俘虏们大都晕船，吃不下去饭，饿死的，生病死的，日本兵抬着死人的脚，往海里一扔便了事。船上也没有喝的水，也不让解手，劳工们只能喝自己的尿。如果私自解手被发现，日本兵就用铁棍子打，现在有的劳工身上还有铁棍子留下的疤痕。

　　劳工的名字叫亡国奴

　　苦力、清国佬、亡国奴，这些词便是劳工们的名字。那一批劳工，共有２５０多人。

　　劳工们每天工作１２个小时左右，白天黑夜轮班倒。吃的是豆面窝窝头，一个一两多重，每顿给发两个，没有汤，没有稀饭，渴了就喝水。下饭的菜是日本当地的一种黑色树根，用水一煮，加点盐就让吃。

　　劳工们穿的还是来时的衣服，破得不像样子。为了取暖，劳工们把麻袋披在身上，用铁丝系住御寒。住的地方是用木板拼起来的，夏天时热得像蒸笼，冬天则四面透风。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李松林才回到了祖国。然而，家已经破碎得不成样子，弟弟、妹妹饿死了，母亲去讨饭了，老婆也不知去向。

　　后来，他被安排到铁路上工作，生活才逐渐好转。如今，年已８３岁的他在焦作生活，有两个女儿、四个儿子，孩子们都很孝敬他。

　　“我不能再想，不能再讲了，一想心里就难受。一定要为我们讨回个公道啊！”李松林说。

　　回忆起当年做劳工的痛苦经历，张全有老人流下眼泪

　　商报记者杨东华／摄

　　李松林老人